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2）

文/辜向东

2002年上海交大举办的语言测试国际会议不仅帮助我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选题——四、六级考试的反拨效应，而且认识了前面提到的对我后来的学术成长有较大影响的学界人物Lyle F. Bachman教授和Michael Milanovic等。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本学科领域的学术会议，印象非常深刻，会议结束的那天还夜不能寐，半夜爬起来写了一篇会议综述/报道，并发给了导师。没有想到导师回信严厉地批评了我，说为了组织这个会议，会务组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金艳教授累得嗓子都哑了。杨老师问我写会议综述报道落自己的名字合适么？经导师这么一提点，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较少从集体或团队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因为是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总以为个人做好份内的事就好了。这件事让我明白：真正好的导师不仅仅要指导学生如何为学，更要教导学生如何为人。后来这篇会议综述经杨老师修改后以“四、六级考试办公室”的名义发表在《外语界》上。

因为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需要查阅更多的相关资料。那时国内文献数据库还没有普及，我决定暑假去北京图书馆收集文献，顺便带儿子去首都看看。因此儿子一放暑假先生就带他到上海来了。我们一家三口买了一束百合花，去导师在交大徐汇校区的办公室“新上院500号”拜访杨老师。杨老师见到我们很高兴，非常和蔼可亲地问儿子“想妈妈吧？”儿子连声说“很想、很想、很想！”杨老师又问“那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我们平时根本没有想到过与儿子讨论这样的问题。儿子愣了一下，说“哎呀，长大后随便找个工作”。儿子当时的回答令我和先生都感到很羞愧，巴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杨老师却说“孩子小，还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给我们打了圆场。自那以后，我和先生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尊重他经过思考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权利，包括初中、高中和大学所读的学校，本科读的专业、本科毕业保研、研究生期间结婚、计划生子和硕士毕业后就业等重大决定都是他自己做主。

那个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先在上海游玩了一圈，主要是带孩子转了上海的一些名校，如交大、复旦、同济等，也去了东方明珠、上海科技馆等。之后先生回单位上班，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北上。在北图查文献期间，我们住在北图对面一个很便宜但方便到北图的宾馆。为了节省时间，我在北图不是一篇一篇地查文献，而是请管理员把相关期刊的合订本全部抱给我，比如我知道1993年Applied Linguistics上面有一篇Alderson & Wall写的反拨效应文献，我就请管理员把这个期刊全部的合订本抱来，我挨着翻目录，凡是看到与反拨效应有关的文献就复印带回来。刚开始的两天儿子跟我一起去北图，但毕竟是孩子，闲不住，后来我就让他一个人待在房间看电视。最后一天我去北图忘了退房的事儿，到了退房的时间酒店一看房间只有一个小孩，也不好赶他走，而我们那个房间已经有人提前预订了，酒店服务生只好把儿子转到一个空房间，等我回去退房。

在生活上我一直是一个比较粗心的母亲，大概是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比较恶劣，后来的家庭境况长期也不太好，加之是儿子，因此带得比较粗野和放任。有几件关于带儿子的事后来每每想起都很愧疚和后怕。其中一件就发生在北京。在北图查完资料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儿子去天安门看升旗，人山人海的。升旗结束后也记不得是什么事儿使得儿子生气，转身就自个儿走了。我假装不理他，悄悄地跟在后面，跟着跟着却跟丢了。那一会儿把我给吓傻了，还找了警察描述儿子的特征。儿子是真聪明，回头看妈妈不见了，很冷静，回到原地不动，直到我找到他。那天我带儿子去了北大，参观未名湖，然后去了清华，为了带他去看朱自清笔下的荷塘，天都走黑了。虽然一天都很愉悦，但晚上跟先生打电话还心有余悸：如果把儿子给弄丢了……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